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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婴国》自序

1995年,在北京大学读大二时,去打工,和十来个大学生一起发小广告。

一个晴天,我们骑着自行车走在郊区的马路上,我在后面,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突然心里升起一个很强的意愿——我一定要搞明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由此决定,以后就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吧。作为心理学系的本科生,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了解人性的最佳方式。

从此以后,一切努力都是围绕着这个愿景而来了。

譬如,忽略了科学心理学的一些课程,如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而专心读临床心理学各种流派的著作。

譬如,总觉得心理学大师们让我不够佩服,而一些哲学大师、文学家和艺术家更让我叹服,也觉得他们的书好像更能启发我了解人性,于是泡在北大图书馆里读了很多书,还去哲学系、中文系等跨系听了不少课。

譬如,从大二开始,就去校心理咨询中心帮忙,还去北京市的几个电话心理热线平台做接话员,每周一个晚上,从晚上8点到早晨8点,持续了5年,听了无数故事。

并且,很有意识地,考了北大心理学系的临床心理学方向研究生。按这条路走下去,看着还挺顺畅。

但一个波折出现了。读研究生时,有了中重度的抑郁症,我的导师钱铭怡老师认为我不适合做实习,于是这条路就像是断了。

抑郁症持续了两年,我就任由自己浸泡在抑郁中,仿佛深潜到了潜意识的深井中——村上春树的小说描绘过男主人公待在井底的那种情形如隐喻一般发生在我身上——成为一名地道的“深井冰”。恰好满两年时,感觉到内心中很多条拧巴的河流突然变得通畅,它们一起流向一个大湖,于是自愈。那之后,发现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可怕了很多,好像一切小说都能读懂,一切电影都能看懂,别人的故事也都能听懂。不过,在这里,是必须加这样一个词的——“好像”。

2001年,研究生毕业后,因缺乏实习,不能直接走心理咨询师的路,加上担心北京的沙尘暴,转而去了广州日报社工作。我从小到大也一直爱写东西,蛮适合在报社工作。

先是做国际新闻,还正好赶上“9·11”事件。2005年,觉得国际新闻做不下去了,转而去做报纸的心理专栏,一写成名。

2006年,挤进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德精神分析班,跟德国资深的精神分析治疗师们学习。这时,才真正学习精神分析了。

就在出发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杀了秦桧的干儿子,秦桧派一队兵马来抓我,几十人整整齐齐,如一个方块阵,铠甲鲜亮,长枪林立,步调绝对一致。他们逼近我时,我不急不慌拿出一个令牌,上面印着“弗洛伊德的使者”几个字,然后他们就不能抓我了。

到了上海,给几个咨询师朋友讲这个梦,他们说,这是大梦。所谓大梦,即是个人最重要的潜意识的反映,也可能是你的一些使命。

当时我的理解是,秦桧最标志性的事,就是以忠孝之名杀了岳飞,而我一直对孝顺有本能的反感,所以我的使命,就是要解构中国的孝顺。但是,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解构它可能会给我带来很多危险,如果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这份解构工作,就会安全很多。

现实也如此,虽然我一直解构孝道,并引发很多抨击,但都是正常讨论。不过,我也感觉到,我是带着一些怨恨在解构孝顺,这样是不中正的,也会影响我更深入地理解孝顺。

怨恨的原因很直接,我的爷爷奶奶(主要是奶奶)一直欺压我父母,导致他们三十多岁时都不想活了,母亲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父亲则一年内一口牙全掉了,因为恨,但恨的是自己父母,不能向外表达,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向内攻击自己。

虽是家事,但事情非常不公平,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可孝道压倒一切,所以我父母就是绝对错,爷奶就是绝对正确,以至于,已被欺压到极致了,而村领导竟然还通过大喇叭向全村人广播说,我父母是不孝的坏典型。

这直接导致了我有反孝道的内在情结,所以解构孝顺时,不可避免有了强烈愤怒在其中,我再怎么自我认识,这份怒气都不可避免。

不过,随着自我认识的深入,和在咨询与生活中听到的一些故事,我的这个情结开始不断松动,我对孝顺的那种克制不住的愤怒,因为对自己和国人的集体潜意识理解得越来越深,逐渐趋向瓦解。

一个标志性的触动,来自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她人很美,曾是有几千员工且以女员工为主的厂子里的“厂花”,自己做老板,有很好的收入,人也善良温婉贤惠,找我做咨询时已40岁,竟没谈过一次真正的恋爱。她收入的大头,给了哥哥弟弟与父母买房子,自己租了一个小公寓,活得非常节俭。对家人如此,对朋友和员工也极好。

然而,咨询期间的一次生日,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好”是不是真的。这次生日,她收到了很多礼物,但她突然发现,已有两年,她没给任何一个人送过一份生日礼物了。不仅如此,她还发现,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淡漠,别人的痛苦她很难真正关心,别人的喜乐她也很难被感染。甚至,她不仅仅是现在才这样,她怀疑自己其实一直如此,只是现在更加严重了。于是,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好。

听到她的自我分析,我深受触动,我觉得我和她是一类人,也容易有求必应,各种付出,却很难求人,各种所谓的好。同样,我的确也是,很难带着热情去关心别人。

再将这个发现延伸,我发现身边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的父母、哥哥都是这样的人,为人极好。特别是我哥哥,简直到了极致,父母、嫂子和我,都认为他一辈子没说过别人(除了我嫂子)一句坏话。可是,他的生命力很弱,不爱和人交往。他一直在建筑队里打工,但不能做头儿,因为做头儿时,年底分工资,他总是先把别人的发完,最后发现自己的钱却少了。

这些人的故事汇总在一起,让我有了一个“中国式好人”的概念:他们看起来对人很好,但情感是淡漠的,缺乏热情,并且总伴随着孤独,就像是活在一个孤岛上。

然后,我试着不断深入认识,这份所谓的好是怎么回事,这份冷漠是怎么回事。

再之后,我发展出很多“中国式”的概念,譬如,中国式的婆媳关系。恶劣的婆媳大战,在中国算普遍存在,可也只有我们这样,欧美不如此,东亚国家也只有韩国和我们有点像,日本也不如此。

譬如,妈宝男,在中国也是普遍的存在,这也是中国式的。

譬如,中国人的爱情模式就是在找妈,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

随着“中国式”的概念与认识越来越多,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变,也呼之欲出。

终于,到了2012年的年底,看电影《1942》时,一个清晰的概念跳了出来——巨婴。

电影中一个镜头:军需官去妓院,老鸨给他安排“东家”的女儿,他将要上17岁的姑娘,却大剌剌躺在床上,要女孩像个老妈子一样先伺候他。这一幕让我觉得很恶心,也因他肥头大耳,我联想到,他就是一个巨婴而已,要一边吃奶,一边做性事。

同是找妓女,我想到汤姆·克鲁斯在电影《大开眼戒》中,他面对小姐,是将对方视为一个人来尊重的。他们之间,像是两个成年男女间发生的事,而军需官和“东家”的女儿,其实像是一个婴儿要找妈妈伺候,但问题是,他们的年龄差又是相反的,所以这种反差引起了我很大反感。

这个概念一形成,我随即有了一个强烈感慨:天啊,巨婴,好像是我们大多数国人的共同写照,我们多数人,看似是成年人,但心理发展水平,其实还是婴儿水平。

这个概念一形成,再去理解各种经典的中国社会现象,就容易了很多。

譬如,屡屡爆出的老人“讹诈”扶助者的事情,舆论一般认为,他们出于经济原因而去有意讹诈。最初,我也这么认为。

然而,多起案例并非如此,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例是,一位摔晕的老人在医院一醒过来,第一时间就抓住送他去医院的扶助者的手说,小伙子,你为什么要撞我?还好,这位扶助者是警察,还有视频做证,所以顺利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类似案例挺多,由这些案例可看出,老人并非是有意识地在讹诈。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如果将老人视为巨婴,那就很好理解了。

婴儿是没法面对失控的,失控会引起他们巨大的无助感,他们需要将失控这件事从自己身上切割出去。他们会认为,既然失控意味着“我”控制不了,那必然意味着,是有一个“我”之外的力量在控制这件事,并且,因为这件事是伤害性的,所以必然是敌对力量在控制着这件事。

成年婴儿,即巨婴,和婴儿的心理逻辑是一样的。作为巨婴,这样的老人摔倒受伤,是一个巨大失控,他们会认为,这不是“我”导致的,而是“我”之外的一个敌对力量导致的,并且它有主观恶意动机。

所以,他们必然会找人去怪罪,这样就保护了“我还是能掌控自己身体”的这种感觉,且他们会认为对方是主观恶意的,于是对方必须负责和道歉,否则他们就一直死磕下去。一些案例中,即便有了视频,并且,目击者强有力地证明了对方是扶助者,他们还是要死磕。 hTtp://WWW.80M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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