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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时刻》被封闭的列车

  列宁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鞋匠家的房客

 

    在瑞士周围,烈焰腾空,烽烟滚滚,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着。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这四个年头里,在瑞士这块和平的绿洲上,侦探小说里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层出不穷。在奢侈豪华的旅馆里,交战国双方的使节们,像素不相识的人一样,冷冰冰地擦肩而过,虽然一年前他们还曾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打桥牌,竞相邀请对方参加自己的家宴。一批批身份不明、高深莫测的人,悄悄地溜出他们的房间。议员、秘书、武官、商人、戴面纱的和不戴面纱的妇人们,每个人都负有秘密使命。插有外交豁免权小国旗的轿车驶到这些旅馆门前,从车里走出来的是工业家、记者、文化界名流以及假借游山玩水之名而突然出现的冒牌旅游者。但是几乎人人都负有这样的使命:要探听什么,侦察什么。引见来客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女仆,他们全都着去干偷听、偷看的勾当。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旅馆、包饭公寓、邮局、咖啡馆里,到处都有人在互相摸底。所谓宣传工作,实际上大半是间谍活动;标榜什么,就是出卖什么。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客们进行的每件公开交易的背后,都隐藏着两三个目的。一切都有人汇报,一切都有人监视。无论什么级别的德国人,刚刚踏进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知道了,一个小时后巴黎就会接到情报。大大小小的特务们日复一日将一本本真实的和捏造的报告送交使馆随员,这些报告又一级级往上递送。墙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用字纸篓、吸墨纸里的材料编造情报。终于这些兴风作浪的厉鬼荒唐到如此地步,许多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是何许人也。猎手和狩猎对象,间谍分子和反间谍分子,出卖人的和被出卖的,这些人都混杂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关于他的报告材料却少得可怜。也许他太不值得重视,他不在高雅的旅馆里下榻,也不去咖啡馆里闲坐,更没有光临宣传演出会,他只和妻子一起深深地隐居在一个鞋匠家里。在利马堤河岸的后面,有一条古老的、崎岖不平的窄巷,这里的房子都像旧城里的那样,建造得相当结实,房顶高高地耸立着,他就住在这样一所房子里的三楼上。房子已经被熏得很黑了,其原因一半由于岁月的流逝,一半也由于楼下庭院里有个煮香肠的小作坊。他的邻居一个是女面包师,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奥地利演员。由于他很不健谈,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人,他的俄语名字的发音很难。他们还知道,他是几年前才从故乡逃亡来的,他没有什么财产,也不做什么有利可图的交易。女房东最清楚,他们夫妇俩衣食十分简朴。搬来的时候,他们携带的所有家用杂物还装不满一个小筐。

 

    这个矮小结实的人是如此地不显眼,他尽可能生活得不引入注意。他谢绝社交生活,楼里的邻居们很少碰到他那从眯缝着的双眼里射出的深沉锐利的目光。他的客人也很少。日复一日,他按严格的规律生活,每天清晨九点钟必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十二点关门为止,十二点十分准时回到家中。下午十二点五十分他又离开家,又像早晨那样成为第一个来图书馆的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钟。情报人员历来只注意说话多、爱嚼舌头的人,殊不知那些沉默不语、埋头书堆、好学不倦的人,往往就是煽动世界的头等危险的人物。就这样,情报人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位不引人注目的、鞋匠家的房客,也没有写过关于他的报告。可是,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却知道:在伦敦,他曾经是一家者办的激进的小型杂志的编辑;在彼得堡,他是某个名字不易发音的特殊党派的领袖;但是由于他轻蔑地谈论了社会主义政党里有声望的人物,并宣称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还由于他表现得难以接近,又丝毫不会拉交情.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有时候他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召集会议,到会者只有寥寥的十五至二十人,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因此,当局就像对待其他高谈阔论、头脑发热的者那样,把这个遁世者收容下来了。没有人重视这位矮小而严峻的男人。在苏黎世只有二三十人认为:这位住在鞋匠家里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是值得注意的。当时,假如有一辆飞快地穿梭在各个使馆之间的豪华汽车,偶然把这个人撞死在大街上,那么,不论是乌里扬诺夫,还是列宁这个名字,都不会为世人所熟知……

 

    实现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这一天,苏黎世图书馆管理员深感奇怪。时针已指到九点了,那个最准时的读者还没来,他每天都坐着的位子还空着。快九点半了,快十点了,那个孜孜不倦的人不来了,他不会再来了。因为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有个朋友和他谈了些什么,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发生的传闻使他大为震惊。

 

    开始时,列宁还不敢相信,他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接着他以急促、坚定的步伐赶往湖畔的售报亭。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他在报亭旁和报馆前等待着消息。事情是真的,这消息千真万确,而且对他来说一天比一天更加真实动人。起初只是一次宫廷政变的谣传,看来只是内阁大臣的更迭而已;然后是沙皇的被推翻,临时政府的产生,杜马,自由了,大赦犯——所有这一切,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他二十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在西伯利亚,在流放生活中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实现了。这时他突然觉得:战争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但他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在他看来,这些人已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了,而是一个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王国的殉道者。这样的王国已经诞生,这个平时是那么清醒、冷静的梦想家现在陶醉在兴奋之中。千百个者困守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自己的陋室里,这时他们的欢呼声震撼着大地,因为这个消息使他们深感欣慰:可以回去了!不必用假护照,不必隐姓埋名,不必冒着被判处死刑的风险就可以回到沙皇的帝国中去了,可以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了!他们收拾好少得可怜的行装,因为报纸上刊载了高尔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你们回家吧!”从四面八方飞来了信件和电报:回家,回家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再次投入生活,为着他们从懂事以来就为之献身的事业!

 

    失望

 

    几天以后,人们惊愕地认识到:的消息虽然使他们想入非非、欣喜若狂,但是这个并不是他们所梦想的那种,根本不是的。这是一次颠覆沙皇的宫廷政变,是由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们策动的,目的无非是阻止沙皇与德国的单独媾和。这决不是人民的,人民所要的是和平和权利。这决不是他们曾经为之而生并准备为之而死的,而是好战的党派、帝国主义分子和将军们的阴谋。这些人不想让自己的计划付诸东流。

 

    不久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还认识到:让大家都回家的允诺决不包括那些进行真正彻底的、宣传卡尔·马克思主义的人。米留可夫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们已经授意禁止这些人回国。他们一方面把温和派以及有利于延续战争的社会主义者迎接回国,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是在高级人员的陪同下,体面地乘着鱼雷快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托洛茨基拦阻在哈利法克斯,其他的激进分子们也都被截留在国境线外。所有的协约国边界哨所都有第三国际齐默尔瓦尔德会议参加者的黑名单。列宁在失望中还不断地往彼得堡拍发出一封封电报,但这些电报不是被扣留就是不予受理。在苏黎世人们不了解他,在欧洲也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但是在,人们却知道得很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他的对立面说来,是多么强有力,多么富有远见,多么危险可怕。

 

    这些无能为力的隐居者们大失所望。多年来,他们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开过无数次讨论会,从战略上规划过,每项组织工作的细节问题都曾经再三斟酌、反复探讨和仔细研究过。在漫长的几十年里,他们在自己的杂志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诸如此类的困难、危险以及可能性都做过通盘的考虑。这个人的一生中总是不断审慎地酝酿着一个思想总体,最终这些思想变成了规划。现在仅仅因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这个就要被那些温和派冲淡,甚至被糟蹋掉。那些人表面上提出解放人民的口号,实际上却在为外国人服务,为外国谋利益。平时一向那么顽强不屈,那么实事求是的列宁,这个时候也做着最不切合实际的幻梦。难道不能租用一架飞机,穿越德奥领土回家吗?然而第一个上门来的效劳者却是个特务。夺路而去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和难以遏制。他写信到瑞典,要人们给他弄一张瑞典护照。他甚至想装成哑巴,为了可以不受盘问。当然,当度过梦幻的夜晚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列宁自己也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幻想,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白天,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必须回到去,进行他自己的,以取代别人的什么,用正确的、诚实的去取代那种侈谈的。他必须回去,尽快地回到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取道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诸国的环抱之中。像列宁这样的者要取道协约国是行不通的,同样,作为臣民、交战国的公民,取道德国和奥地利也是不行的。但是反常的情况就在于:列宁要是和威廉皇帝的德国打交道,其成功的可能性要超过和米留可夫的以及拜恩卡雷的法国。德国要是不惜一切代价,在美国宣战之前与媾和,那么,一个在那里能给英国和法国的公使们制造麻烦的者,对德国说来当然是备受欢迎的帮手。

 

    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成百次地谴责和威胁过这个皇帝统治下的德国,如今却突然要和这个国家接触并开始磋商。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要承担不同寻常的责任,因为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之中,从迄今为止所公认的道义观点看来,谁要是在敌国参谋部的许诺下,踏上并穿越敌国领土,显然就是一种背叛行为。列宁自然也知道,这件事会使他的党和自己开创的事业威信扫地,他将因此受到猜疑,将被当成受德国政府收买而被派到去的奸细看待;而一旦他提出的立即实现和平的纲领得以实现的话,他也会被当成阻碍通过打赢战争取得真正和平的千秋罪人载入史册。当列宁宣布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将走这条最危险、最足以毁名败誉的道路时,不仅温和的者,就连和列宁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也为之震惊。他们在惊愕和不知所措中指出:瑞士的社会党人早就着手谈判,争取把者通过交换战俘的合法、折中的途径送回去。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是何等漫长,因为政府会百般刁难,把他们重返家园的问题拖延得遥遥无期。然而他更深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事关重大。从现行的一切法则和观念来看,采取这一行动无异是一种叛变行径,因此当那些有点玩世不恭、又颇鲁莽冒失的人也不敢问津时,列宁就已看准了目标。那时他就已经暗下决心,为使他的同志们重返家园,他愿承担责任,开始和德国政府谈判。

 

    协议

 

    列宁知道,他们的这一举动会引起轰动,也会受到攻讦,所以他们的行动要尽可能地公开化。受他的委托,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登前去和德国公使接洽。此人早先就已和者谈判过,现在他把列宁的条件提交德方,似乎像是已经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威望那样,这位矮小的、不知名的者并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任何请求,只向对方提出几个条件。据说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旅客才能接受德国政府的协助: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人员;按正常票价自付车费;不允许强令离车,也不允许擅自离车。罗姆贝尔格把这消息逐级上报,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手里,毫无疑问得到了他的赞同。虽然在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载,但是这却是他一生中所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在某些条款上德国公使还想作一番讨价还价,因为列宁故意协议书写得模棱两可,使得不仅人,还有同车的奥地利人拉德克也可以免受检查。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感到时间的紧迫。因为四月五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

 

    就这样,四月六日中午,弗里茨·普拉登接到了值得纪念的通知:“诸事按预期要求进行安排。”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下午两点半钟,一小群提着箱子、衣着寒酸的人,从车林格豪夫旅馆向苏黎世车站出发。这队人马总共只有二十人,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德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因为从《小巴黎人》报上的新闻报道中,他们了解到,临时政府蓄意把取道德国的旅行者当作叛国分子对待。他们用粗犷、欠流畅的大字体签名,宣称他们对此次旅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所有的条件。他们沉静而坚决地准备好了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程。

 

    他们到达车站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记者,没有拍照片。在瑞士没有人知道乌里扬诺夫先生,他戴着揉皱了的帽子,穿着旧上衣和笨重到可笑地步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这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之中,默默地、不引入注目地在车厢里找了一个座位。这群人看上去与南斯拉夫、小俄罗斯、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这些移民在被送往法国海岸,从那里远渡重洋之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子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旅行,他们没有派代表送行,只来了几个人。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品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想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劝阻列宁放弃这“胡闹的、罪恶的旅行’’。但是决心已下,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接着列车滚滚地驶向德国边界哥特马丁根。三点十分,自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

 

    被封闭的列车

 

    世界大战中发射了几百万发毁灭性的炮弹。规模最大、威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发射物,是由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但是,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一发炮弹能像这趟列车那样射得遥远,而且一弹命中。这趟列车上载着本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者,正从瑞士边境急驰过德国领土,要在彼得堡下车,然后就在那里把这个时代的旧秩序炸毁。

 

    在哥特马丁根,这一车不寻常的发射物停在铁轨上,这是一节二等和三等的车厢,女人和孩子占了二等席位,男人们占三等席位。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这就是人的领土和两个德官用的车厢之间的中立地带的分界线。这两个军官是来陪送这批有生命的烈性炸药的。列车平安地行驶了一夜。只在到达法兰克福时涌上来几个德国士兵,还有一些德国社会党人,他们听说者要从这里过境,试图服这批旅行者,但都被拒绝了。列宁明白,假如他在德国的领土上和德国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会受到巨大的怀疑。在瑞典,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们扑向早餐桌,桌上的点心对他们说来简直像是难以置信的奇迹。到这时列宁才买了一双新鞋。换下了他那笨重的矿工鞋,他还买了几件衣服,终于到达国境了。

 

    射击开始了

 

    列宁在踏上祖国土地后的第一个举动是最典型不过的举动了:他并没有先看看哪一个人,而是首先扑到报纸上去。离开十四个年头了,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没有看见过它的土地、国旗和士兵的军服。但他不像别人那样把坚如铁石的思爆发为盈眶的泪水。也不像妇女们那样去拥抱那些惊讶得不知所措的士兵们。报纸,首先要看看报纸,特别是《真理报》。要看这份报纸,看看他的这份报纸是不是坚定地站在国际的立场上。他愤怒地把报纸揉成一团。不够,不够!这里还老是充斥着关于“祖国”的陈词滥调,还是“爱国主义”那一套梦呓,这里没有多少他所认为的纯正的。他感到,此刻正是他应该归来的时候,要用猛力来扭转舵轮,要力挽狂澜,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把他平生的理付诸行动。但是,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还有些不安,还有一些紧张。到了彼得堡——这个城市现在还叫这个名字。但是这长不了——米留可夫会派人逮捕他吗?朋友们驱车前来迎接他。除了他们,还有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来到光线很坏的三等车厢里,昏暗朦胧的灯光有气无力地照射在他们的脸上,一种神秘的微笑仍明显可见。他们没有回答什么,或者是不想回答。

 

    但是存在的现实做了无声的回答。当列车轰隆轰隆地开进芬兰车站时,车站前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各兵种的仪仗队,他们正等候着那位从中归来的人。《国际歌》的歌声骤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前天还住在鞋匠家的人已经被几百双手抓住并把他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探照灯从楼房和碉堡里射出来,光线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就站在这辆装甲车上向人民发表了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在震颤着,不久之后就开始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射击开始了!要摧毁一个帝国!要粉碎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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